明清鄱阳湖地区的水面边界争端和草洲权属纠纷，展现的是沿湖居民围绕自然资源的共享与竞争所形成的复杂历史图景。本书以大量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献为核心资料，结合历代正史、地方志书、文人文集、官方档案、族谱碑刻、田野访谈等相关史料，围绕鄱阳湖“水面权”的获得、转让与保护，进而对湖区人群的定居历史以及渔课制度的建立与演变，特别是对湖池水面的确权过程、渔业捕捞的准入机制、水面权的分化与转让、捕捞纠纷的调解与审理，捕捞秩序的层累与演进，以及内陆水域社会的治理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翔实讨论与细致分析。

本书收录了笔者近十年有关明清时期两湖地区渔业、渔民和水域社会的一系列研究。全书共分为制度、经济与社会三篇：制度篇主要讨论河泊所及其关于鱼课征收、渔户管理等方面；经济篇主要讨论水域产权的问题；社会篇则试图将这些制度以及水域产权等问题放入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空间中加以考察。很显然，这种思考有着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由不成熟到逐渐走向相对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笔者逐步意识到必须摆脱“土地史观”的束缚，从水域的立场上进行考察，方才能够更为贴近历史的真相，因此提出了“以水为本位”的“新水域史”构想，并附录相关研究，希望阐明不仅要“站在水上看水”，还应当“站在水上看土地”。

本书从海洋经济的角度理解明清广东、福建乡村社会的变迁，强调以海为主的生产生存方式具有独特的节律和特质;同时，沿海地区不能简单地视为划分海洋和陆地的地带，而应将之视为一个包含了各种不同生计人群的活动区域，主张从水陆互动的关照下重新审视人与海、陆之间的关系。本书试图从明清时期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人群的户籍身份、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乃至意识观念等方面，探讨从明初到清代前期,生活在水陆之交、闽粤之界的地方生民在王朝军事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之下，如何缔造其生活空间和社会秩序，说明王朝体制转变与沿海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态和社会组织变化之间的关系。

本书从海洋经济的角度理解明清广东、福建乡村社会的变迁，强调以海为主的生产生存方式具有独特的节律和特质;同时，沿海地区不能简单地视为划分海洋和陆地的地带，而应将之视为一个包含了各种不同生计人群的活动区域，主张从水陆互动的关照下重新审视人与海、陆之间的关系。本书试图从明清时期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人群的户籍身份、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乃至意识观念等方面，探讨从明初到清代前期,生活在水陆之交、闽粤之界的地方生民在王朝军事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之下，如何缔造其生活空间和社会秩序，说明王朝体制转变与沿海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态和社会组织变化之间的关系。

收入本文集的论文，除了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之外，全部都是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公有制产权以及政府垄断市场——的改革与变迁。这是差不多20年来作者研究经济的重心所在。作者的学术研究始终与两类选择紧密相连：一方面不断观察计划公有制下人们形形色色的选择行为，另一方面不断选择可以解释这些行为的经济学理论。这种“问题主导”的学术习惯使得可选的学术传统和理论比较集中。

跨过21世纪门槛的中国历史学人在浸滋着中国社会进步成就的时候，似乎更加趋于深沉，更加趋于冷静，更加趋于务实。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已日渐宽容地给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以应有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些人文学科研究的指向绝非仅仅是过去。 当我们检视中国古代文明史时，我们不免感叹：中华文明尽管历经了那么多的王朝，更替了那么多的皇帝，但我们的文明却始终没有中断，而且在我们今天加以冷静的考量时，却能总结出诸多优良的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凭着这些传统，我们的社会并非只是“停滞”的社会，她同样实现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这其中不仅包含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社会污秽的荡涤作用，而且也应包含诸多民族精英。开明人士以及无数黎庶持之以恒和孜孜不倦的建设努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与时俱进”的激越，涌动着‘兼容并包”的博大。 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战争...(展开全部)

跨过21世纪门槛的中国历史学人在浸滋着中国社会进步成就的时候，似乎更加趋于深沉，更加趋于冷静，更加趋于务实。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已日渐宽容地给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以应有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些人文学科研究的指向绝非仅仅是过去。 当我们检视中国古代文明史时，我们不免感叹：中华文明尽管历经了那么多的王朝，更替了那么多的皇帝，但我们的文明却始终没有中断，而且在我们今天加以冷静的考量时，却能总结出诸多优良的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凭着这些传统，我们的社会并非只是“停滞”的社会，她同样实现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这其中不仅包含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社会污秽的荡涤作用，而且也应包含诸多民族精英。开明人士以及无数黎庶持之以恒和孜孜不倦的建设努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与时俱进”的激越，涌动着‘兼容并包”的博大。 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战争...(展开全部)

“对长时段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能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其关键是社会秩序从权利限制秩序演化到权利开放秩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和不稳定，其根源在于没有建立权利开放秩序的制度基础。” 本书由此出发，讨论了国家能力、产权、改革、腐败等诸多宏观政治经济问题，力求从制度层面解读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从当前和未来中国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